2026年3月19日至20日，教育部在重庆召开2026年教育督导重点工作部署暨新时代“枫桥经验”教育督导示范交流会。会议充分肯定了“十四五”时期教育督导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对“十五五”期间进一步做好教育督导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会上，湖南省教育厅作为典型代表，以《深化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重构教育督导工作实践路径》为题作了经验介绍，将湖南的改革探索从地方实践推向全国视野。

回溯2026年初，湖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以“一号文件”形式印发了修订后的《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这一举措，不仅标志着湖南教育督导改革迈入新阶段，更在全国范围内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教育督导，正在从边缘走向中心，从“虚设”走向“实权”。

在不少地方教育督导机构被撤销、人员被调离的背景下，湖南不仅恢复了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更通过系统性的制度设计，将教育督导锻造成“有牙的老虎”。这份文件，既是对中央改革部署的落实，也是治理现代化在教育领域的一次生动实践。

督政与督学并重

教育督导的双轮驱动

通览湖南《实施意见》，最直观的感受是：督政更严，督学更实。这两者如同教育督导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

教育不是学校的孤军奋战，而是政府的法定职责。文件明确提出，“要完善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体系”，重点督导“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教育突出问题”。

这意味着，教育投入是否到位、资源配置是否均衡、教育公平是否落实，都将成为督导的“硬指标”。对于学校而言，这无疑是一大利好——上级政府将更加重视解决制约学校发展的外部环境问题，不再让学校独自面对资源匮乏、政策落空的困境。

文件强调，“要完善各类学校督导评估制度”“重点督导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办学方向、学校管理、教师发展、课程教学、学生发展等方面的情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件明确规定“原则上，中学、小学、幼儿园在校（园）长一个任期结束时，要接受一次综合督导”。这种周期性的综合督导，将督导结果与学校考核、评优挂钩，倒逼学校规范办学、提升内涵，使教育督导真正成为推动学校发展的助推器。

督政与督学的双重发力，体现了教育督导从“单一监督”向“系统治理”的转变。正如治理理论所强调的，政府要切实履行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才能更好地回应公民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

四个强化

湖南样本的制度创新

如果说“两个感受”是湖南样本的外在表现，那么“四个强化”则是其内在的制度支撑。

教育督导不仅仅是技术性的评价活动，更承载着政治方向的价值引领。文件开宗明义，提出“加强党对教育督导工作的全面领导”，明确“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指导全省教育督导工作，研究教育督导重要事项，协调解决教育督导重要问题”。这一制度安排，将教育督导从部门行为上升为党委行为，确保了督导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推进。

从治理视角看，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治理的核心特征。正如学者燕新所指出的，“我国的治理是指在党的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管理活动”，湖南样本中“党的领导”的强化，恰恰体现了治理理念的本土化实践。

长期以来，教育督导机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尴尬局面，严重制约了督导的权威性。湖南的突破在于，明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设立总督学、副总督学”，并且“教育督导机构可对外使用本级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名称和印章……”。

不要小看这块牌子。牌子硬了，底气就足了。对外使用“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的印章，意味着督导行为不再是教育部门内部的管理活动，而是代表同级人民政府行使监督职能。这种“独立身份”的确立，使督导机构在面对同级教育行政部门乃至其他政府部门时，有了依法监督的“尚方宝剑”。

同时，文件还强化了“对各级教育督导机构的监督指导”，要求下级督导机构及时向上级报告年度工作计划、重大事项和督导结果。这种纵向的监督机制，有助于构建上下贯通的督导体系，确保政令畅通、政策落地。

教育督导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没有专业的队伍，就没有权威的督导。湖南在专业化建设上打出了“组合拳”。

一是队伍保障。文件明确提出“原则上，各地督学按与学校数1：5的比例配备”，并规定“县级专职督学的比例不低于30%”。这一量化标准，为各地配备督学提供了刚性依据，有效解决了“谁来督导”的问题。

二是能力提升。“将督学培训纳入教育管理干部和教师培训计划”，并明确“符合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基本条件的专兼职督学参加中小学教师系列职称评审时，其督学工作量和成果视同教学工作量和成果”。这一政策设计，打通了督学与教师、校长的职业发展通道，增强了督学岗位的吸引力和职业认同感。

三是手段创新。文件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委托第三方机构等方式开展教育评估监测”。引入社会专业力量，既弥补了政府督导资源不足的短板，也通过多元主体的参与增强了督导结果的公信力。这正是治理理论所强调的“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生动体现。

过去的督导，常常是“查完就走”，改不改全看自觉。湖南样本的最大亮点，在于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结果运用机制”，让督导不再是“纸老虎”，而是真正“长牙齿”。

从“报告制度”到“反馈制度”，督导结果不再是内部文件，而是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公开本身就是一种压力，倒逼被督导单位正视问题。

从“整改制度”到“复查制度”，建立问题清单，实行销号办理，并建立“回头看”机制。这种闭环管理，杜绝了虚假整改、纸面整改，确保问题真解决、改到位。

从“激励制度”到“约谈制度”，将督导结果与政策支持、干部考核、评优评先直接挂钩。对整改不力的，由教育督导机构进行约谈，书面记录报送党委政府和上级部门备案。这一制度设计，将督导结果转化为组织人事的“硬约束”。

最值得关注的是“问责制度”。文件明确，对履行教育职责严重失职、拒不执行整改决定、威胁恐吓督导人员等行为，要“严肃追究相关单位负责人的责任”；对于民办学校，甚至“依法吊销办学许可证”。这种“动真格”的问责，使教育督导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治理视野下的湖南样本

从管控走向善治

如果我们将湖南样本置于更宏大的治理现代化视野中审视，其深层次的制度逻辑便更加清晰。

燕新在《治理视野下我国教育督导制度改革的未来走向》一文中指出，教育督导的现代化面临“治理之困”：角色定位不清、主体单一、关系不顺、合作机制不健全。而湖南样本，恰恰在多个维度回应了这些困境。

在治理理念上，湖南样本实现了从管控向服务的转变。督导不再是单纯的“找问题”，而是通过“指导和服务”促进学校发展。文件提出的“完善学校内部督导制度”“指导学校健全自我督导体系”，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

在治理主体上，湖南样本构建了“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督导共同体。不仅有政府督导机构的“主力军”，还有专家、第三方机构的“生力军”。这种多元参与，既增强了督导的专业性，也提升了督导的公信力。

在治理关系上，湖南样本理顺了“督导与行政”的关系。通过“对外使用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印章”、设立“总督学”、强化“上下级监督指导”，使督导机构相对独立地行使监督职能，避免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尴尬。

在治理机制上，湖南样本构建了“协商合作”的运行机制。无论是“回头看”的复查机制，还是“约谈—通报—问责”的闭环管理，抑或是“信息共享”的数据平台建设，都体现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现代治理思维。

湖南样本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解决了一个省的教育督导问题，更在于它为全国教育督导改革提供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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