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发生的3名初中生杀害同学案还未平息，近日又有网传福建泉州晋江市某中学一女生遭遇校园霸凌跳楼身亡。在连续数起有关未成年人恶性案件的背景下，校园霸凌这一社会问题再一次“爆燃”舆论场。

在校园霸凌事件中，学校的角色是特殊的，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面对校园霸凌行为，其态度、反应、措施具有直接又鲜明的导向意义。但近年来的校园霸凌案件，相当一部分学校的表现是不合格的。

学校不能在校园霸凌案中

当“和事佬”

邯郸校园霸凌惨案发生以来，社会舆论表达的声音几乎高度一致：希望法律严惩3个“小恶魔”！

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由14周岁降低到12周岁。这意味着，如果未成年人构成重罪且情节极其恶劣，经过最高检核准追诉，案件可以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由法院经过审判定罪量刑，最高可被判处无期徒刑。

然而，将年龄降低就能有效防御吗？

不断降低对罪恶惩戒的年龄限制，可以震慑罪犯，但无法根治。从源头上，更应探讨的是：教育为什么如此苍白、失控？

在邯郸霸凌惨案中更令人齿冷的是，该校校长在悲剧发生后将孩子的死亡归咎于“意外”（目前警方已定性为有预谋作案），而老师曾为他专门换过座位，却没有彻底阻止霸凌行为。

学校老师未能干预，家长疏忽大意，这场校园霸凌最终酿成了悲剧。这起悲剧，不仅暴露了校园霸凌的严峻形势，也显示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存在的巨大隐患。

对于学校而言，理应成为阻止校园霸凌的第一道防线，却未能尽到应有的职责。而校长的表态，更是面对这一悲剧的漠然。

从近年来发生的多启霸凌事件可看出，舆论诟病的一种现象是，不少学校习惯性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总是寄望于在学校“内部消化”。这背后有基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维护所谓学校声誉等各种因素的考虑。如果霸凌者确实属于初犯、轻犯，在学校迅速处置过程中能真诚悔过，争得受害者及其家长的谅解，这样的做法倒也无可厚非。

但事实上，众多的校园霸凌行为、事件乃至案件，学校循着强行“内部消化”思维是消化不了的。如果受害者已经遭受严重的人身、精神伤害和财产损失，学校还继续沿续一种表面的、形式化的“调解”与不痛不痒的处罚，无异于“变相助长”了霸凌者的无法无天的嚣张气焰和戾气，将来恐怕会酿成更大的事故。

因此，学校的管理者、教师当有法的意识和“不护犊子”的胸襟与担当，这不仅是对孩子的当下与未来负责，也是对学校自身负责。

惩治校园霸凌

掀开“隐秘的角落”

校园霸凌是公认难题，难就难在隐蔽性强、界定难。其成因非常复杂，无论从哪根链条延伸开去，三言两语都说不清。

比如，被欺凌者的“无意识”、“后知后觉”，因为恐惧而不敢反抗，最后“习以为常”，从网友们的反馈来看，显然这不是个例。再如，部分家长没有厘清欺凌和普通打闹的边界，当成是孩子间的“打闹”“恶作剧”，没有引起重视。

被“看见”的事实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霸凌发生于“隐蔽的角落”，曾有研究表明，只有21%的校园欺凌案件会报告给老师或学校，剩下的79%都石沉大海。

校园霸凌还往往具有反复性和长期性。如去年的“9岁男生被两名同班同学极端凌辱”事件，当事人遭凌辱的时间竟长达一年半，遗憾的是，监护方并未及时发觉。如果说轻拿轻放尚属无心之失，更可怕的是视而不见，想着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结果“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从2016年印发的《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到2017年发布的《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再到2020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2021年教育部颁布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都对防治校园霸凌做出了系统规定。

既然有规可循，就必须果断亮剑，从严执法、以案释法，给相关方面以警醒震慑。另一方面，当前关于防治校园霸凌的立法规定多以原则性、指导性为主，缺少明确具体的执行方案和落地措施，继续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同样迫在眉睫。

防止校园霸凌升级酿悲剧

学校应做出转变

在面对校园霸凌这一严峻挑战时，学校的角色定位不应仅仅停留在调解纠纷、平息事端的“和事佬”层面，而应积极转型为坚定的“守护者”。这意味着学校不仅要在事件发生后提供及时、有效的援助，更要前瞻地构建起一道坚固的预防屏障，将校园打造成每一位学生免受欺凌的安全港湾。为此，学校应当：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御：从过去对已发生霸凌事件的被动处理，转变为积极预防霸凌行为的发生。这要求学校强化日常的校园安全监控，敏锐察觉潜在的霸凌苗头，通过及时干预与教育，将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

从单一调解转向全面干预：超越简单的调和双方关系，转向对霸凌者进行严厉的教育与矫治，对受害者进行持续的心理支持与康复服务，同时，加强对旁观者的教育引导，培养他们成为反霸凌的积极力量，共同营造零容忍的校园氛围。

从孤立行动转向协同作战：学校不再单打独斗，而是积极寻求与家庭、社区、政府部门以及专业机构的深度合作，形成防治校园霸凌的强大联盟。通过定期的信息共享、联合培训、专项研讨会等方式，共同提升对霸凌现象的认识与应对能力。

从短期治理转向长效机制：摒弃临时性的、应急式的应对策略，致力于构建一套涵盖预防、识别、干预、追踪、评估等环节的长效工作机制。这包括完善霸凌事件报告制度、建立多元化的心理支持体系、定期评估防治效果并据此调整策略等。

从单一学科转向全人教育：在课程设置与教学实践中，学校应更加重视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生命教育，培养学生的同理心、责任感、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群体的整体素养，降低霸凌发生的内在诱因。

从内部封闭转向社会开放：学校应积极开放校园，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反霸凌工作，如定期举行公开的反霸凌讲座、工作坊，邀请家长、社区成员、专家等共同参与校园反霸凌活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参与、共同防治的良好局面。

通过以上转变，学校将真正从“和事佬”升华为“守护者”，以更为坚定的决心、更为科学的方法、更为广泛的合作，全力守护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让校园成为滋养心灵、启迪智慧、培养品格的神圣之地，而非霸凌滋生的阴暗角落。社会各界亦应给予学校充分的支持与信任，共同肩负起守护下一代免受霸凌侵害的历史重任。